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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欢:不习惯过得太热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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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在台上激情四射,但如果我把自己裹在听众群里去激情四射,我就傻到家了。

    采访手记

    醉心刘欢的歌唱,已不是一年两年。可刘欢恰恰又是一个长久远离媒体的人。辗转相约,终于得以和刘欢坐在一起面谈。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,和他歌声中那激情四溢神采飞扬恰恰相反,刘欢初见生人,其腼腆与羞涩甚至到了有点障碍的程度。然而这也只是表面,我们且看刘欢当年如何表白他对友情的珍惜与感伤:“昨天,一个朋友来话别,他就要启程去美国了,杯盏谈笑之间那家餐厅里便只剩下我们两个和一个守夜的老人。那是个还没有PC电脑和CD的时代,还不用为金钱百万目眩,我们一伙人围在一间宿舍里,在昏暗的灯光下抽着一分钱一支的烟,喝着一块二分钱一暖瓶的啤酒,谈着各自豪情万丈的诗,唱着各自颓然失恋的歌,踌躇满志,慨当以慷。如今我的歌已唱得到处都是,他过去书架上厚厚的稿纸也变成了书店里摆着的东西。然而那段不再的时光依然醇香郁郁,多少年过去,人们还记得我的老歌,就像我对那段生活念念不忘。” 

    采访开始后十几分钟,刘欢不断起身从身边的冰箱里取出啤酒,于是,他的话里慢慢平添了几分酒意,显得有些拘谨的交谈也得以润滑。

    后来把胃都弄坏了,也不敢那么喝了

    何东:每次听你的歌,都会让我有一种豪饮的醉感,而你的酒名又远近传扬,那这杯中之物在你的生活之中,究竟占了什么样的位置? 

    刘欢:也倒不全像外面传得那么邪乎。我真正做起事情,倒是滴酒不沾的。要不根本就没法干活了。现在实际上真让我自己一个人喝,也喝不了多少。我还是愿意喝着酒跟人聊天。所以也说不好酒在生活中占多大比重。一个星期,可能有那么一两回,约着朋友坐一块儿,边喝边聊,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

    何东:那你喝得最多的时候,能喝多少啤酒?

    刘欢:上大学那时倒是真想喝,可当时也没什么钱呀!喝得最厉害的时候是二十四五岁,那时候我随一个讲师团到宁夏待了一段时间。我住的那个乡下学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到晚上就没地方去,有台电视还有毛病,于是就和几个老师聚在一块儿喝。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能喝一瓶白酒。啤酒嘛,如果不睡着的话,就可以永远坐那儿喝下去。

    后来把胃都弄坏了,也不敢那么喝了。

    何东:除了好酒之外,你喜欢诗的时间好像也挺早的吧?

    刘欢:对。1981年我上大学那时,在北京的各大学里,好像随便碰上谁都是诗人,无论谁都敢弄两句诗。我周围当时也有一些好诗的朋友,有的到现在还写诗呢。我那时对诗也就是喜欢,让我真写,好像还没那个天分。驾驭它的能力不是很强。如果让我写歌词那没问题。可歌词和诗毕竟完全是两回事情。

    何东:喜诗好酒者,多是性情中人,日常生活和在学校教书,你是一个很听任自我性情的人,还是一个理智克制的人?

    刘欢:在学校教课,我从来都非常理智,因为那是我的职业。虽然我讲课时非常有激情,但在上课之前,该备课就认真备课,该找什么资料就去老老实实地找资料,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意,更不敢有丝毫松懈。但一离开学校和课堂,就没必要再让自己弄得特别那么紧张了。比如我一回家,就属于那种日子过得非常自然随意的人。

    何东:就是老师当得再好,收入也没法和你的唱歌所得相比,你为什么这么久还是把唱歌当成是自己的人生副业呢?

    刘欢:的确,干这两件事所得到的收入,真可谓是天壤之别。至于哪个是主哪个是副?这话得看怎么说了。是,从表面上看,唱歌是教课之外的副业。我现在还是学校的正式职工,还在上课。可事实上,在一年里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,更多还是用在创作和唱歌上了。教课从1985年开始算,也教了有十几年了,不敢说轻车熟路,但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。说教学是主业,是因为我很喜欢当老师,觉得干这一行特别有意思。你看我教西方音乐史已经整整十六年了,但每年当我把教学所要涉及的那些音乐,划拉出来再听一遍,那种感觉都会和上一年听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就会根据这感觉上的变化,自己重新吸收并修改教课内容。还有一点,在我开始当老师时并没意识到,但后来,特别是最近这两年,可能是因为自己岁数慢慢大了,就开始发现当老师的另一大好处:自己每年都长一岁,可我所面对的学生,永远都只在20岁左右。老能和年轻人面对面交流,那种感觉真是特别好。

    何东:那你从年轻人身上到底都感觉到了什么?

    刘欢: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因为这种感觉是全息的。比如说在五六年前,我感觉自己的反应敏锐度,或者说对一件事情的第一直觉和看法,都和年轻人是一样的。可这两年,我感觉开始和他们有点不一样了。   何东:你的意思是说自己的反应有点迟钝了?

    刘欢:不是迟钝。是各个方面的第一反应有差异了。所以我更注意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敏锐反应了。

    除了喜欢课余喝完酒唱唱歌之外,其它方面还都是比较守规矩的 

    何东:你是不是从小就比较任性、各色、偏激?

    刘欢:不是,完全不是。

    我从小就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实孩子。你看我父母又都是老师,就连我现在懂的这点乐器,也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希望孩子能学点什么对将来有用的东西。再加上当时因为“文革”,社会上乱七八糟,也没什么其它正经可学的。所以下了课,参加文艺宣传队鼓捣鼓捣乐器,总比在街上瞎跑浑玩儿要强。我一直都得算是好孩子里边的。

    何东:你父母既然都是老师,他们管教你严不严?

    刘欢:因为我一直都挺听话,所以也没有感觉他们怎么严厉。但在家规矩还是要讲的,不能什么事情都胡来。我小时候,感觉自己不是那种特合群的人,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这样。一下课,没别的事就回家,喜欢自己看看书,不喜欢和一帮人凑在一起玩呀闹的那种。但也没独到任谁不理的程度,就是逐渐养成了那么一种凡事独立完成的生活习惯而已。

    何东:可从你上大学时酒醉之后还“夜半歌声”的传闻来看,给人的印象是你并不是一个很墨守成规的大学生。

    刘欢:那样喝那样唱,我现在也不认为就是“不守规矩”了。在我考大学之前,其实最大的志愿,就是想马上离开家自己一个人去独立生活,所以,我当时甚至连广州中山大学都给填上了。心想我只要能离开天津离开家,自己就一定能海阔天空怎么怎么着!其实后来也没怎么着。在大学里除了喜欢课余喝完酒唱唱歌之外,其它方面还都是比较守规矩的,比如说不捣乱、不打架、不闹事。

    经常会因为苛求得罪人,把事情搞得很尴尬

    何东:你曾经说自己不但敏于直觉,而且还非常相信直觉,可难道你在唱歌和在生活中观察人和事情上,直觉就没有犯过错吗?

    刘欢:有时候是出过错,可我觉得都是由于其它的原因而造成最后事情没弄好,我的第一感觉始终是对的。包括对有些歌的把握,别人拿来一首不是我喜欢的歌,就算之后我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握去发挥,仍然会出现种种不尽人意的结果。其实有好多时候,在录歌之前,直觉就已经在心里不断暗示我:这歌是不行的。可由于种种原因,接着还是录了,可到最后,不成就是不成。所以尤其对音乐,我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。

    何东:你是不是对自己非常苛责?是很追求完美的人? 

    刘欢:我应该算是比较追求完美的。对自己的苛求,长久以来也比较困扰我。我为什么好长时间都没出唱片,这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。有时刚一上手要做,又感觉这方面不太对,那方面还欠一点,结果弄来弄去,最后结果就是没做。所以现在我就老在说服自己,别老想那么多了,爱谁谁,先把东西做出来再说。

    何东:因为这种苛求,你和别人共事,是不是对合作者也会要求比较挑剔?

    刘欢:挑剔,当然挑剔。所以经常会因为这种苛求特别得罪人。比如有时候对一首歌,尤其是名家做的,讨论来争论去,本来是为精益求精,可后来就会把事情搞得很尴尬。所以我感觉自己这一点并不好。因为如果有时太过追求完美到某种程度,就可能会造成在很多创作细节上不相信别人,恨不得所有事情都由自己来弄。可尤其现在的通俗艺术,在操作上已经相当工业化了,都是各司一摊,所以老这么较真,同时自己又不可能在哪个领域都是最好,这就难免会给别人造成误解:不就弄一个歌嘛?你干吗老那么挑呀!

    何东:你说过:并不是钱多就自在,有时钱多并不都让人自在。很显然,这话是有感而发,那么你说的这种不自在又怎么解释?

    刘欢:首先你要想挣大钱,肯定就要付出很大努力,这已经是很大的不自在了。可又有哪个人嫌钱挣够了的?说咱们挣这么多钱就成了,从现在起就不再去挣,舒舒服服活着就成了?绝对不会如此,人没有一个会嫌钱太多的。结果总是周而复始去忙钱,你说那心里能真自在嘛?我前些日子在飞机上看到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,说香港有两口子拼命挣钱,就为了供一间大房子,家里还专门雇了一位菲律宾佣人,结果两口子每天晚上也就是回来迷迷糊糊睡上一觉,第二天起早又各自得出去奔命挣钱了。结果那么一间大房子,就是天天供着那个保姆足足享受!我当时看完就好笑,仔细想想,人可不就这么回事嘛? 

    如果我老对着媒体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,我就会感觉自己很不堪了.

    何东:唱歌的圈子,比起演艺圈,似乎是非更多。好像互相之间见面,连名字都不直呼,全“哥哥、妹妹”的,一股子很重的江湖气。可这些是非你好像从来就没有一点挂钩的嫌疑,严格地说,你是不是只能算是一个经常站在圈外的票友?你算不算是一个内心非常清高的人? 

    刘欢:你这么看,但我自己断然不敢以清高自居。也是从小就不太习惯日子总过得那么火火热热的。没那个必要。我是属于有事情就去做事,一旦没事了,我就赶紧回家自个儿图清静点最好。

    其实所谓“江湖气”,也没像你说得那么复杂和不堪,我跟这个圈子里的朋友,也都挺不错的。比如说某一次在北京的演出结束了,大家坐在一起聚聚喝一点,心里也很高兴的。可这种老能凑在一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。但如果要让我打电话主动拉场子为聚而聚,那我从来不弄这事。

    何东:歌被你唱得这么红,为什么在媒体上却极少见你的踪影?是你有意回避媒体,还是瞧不上记者?

    刘欢:我是有意回避。因为实在是觉得没那么多好说的。如果我老对着媒体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,我就会感觉自己很不堪了。从个人的角度来看,我是做音乐的人,对媒体我能跟人家讲的也就是音乐上那些事。除此之外,我的日子本来就跟所有别人都是一样平平常常的,你说那又有什么好多说的呀?当然如果我真有新歌出来了,听众有事情有疑问,我可以出来借助媒体说几句,就算是正常的互相交流吧。此外我始终认为,音乐实在也没法真说清楚,音乐只能是让人去听的。而且有的炒作现在已经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,说来说去全跟音乐本身没什么关系。结果弄到最后,居然没人再理会歌儿到底是唱得怎么样?都在关心的是唱歌背后那点事,这点事再关心完了,又转向歌手背后的那点人事。一扯到这份儿,我就真觉得很没意思了。

    何东:除了做音乐之外,你平常也总得有消遣的事情吧?

    刘欢:我特别喜欢看电影,包括碟,都看。另外说实话,我这家里就算存得不多,也得有1000多张唱片,就算我一天听一张,那得需要多少时间?所以说要真想悠闲自在地打发工夫,那可做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,一摞一摞的书放在那儿,一堆一堆的唱片摆着,可供消遣的事情都恨不能顾不过来。

    有时候我自己并不很以为然的东西大家却很喜欢

    何东:有的歌,作词作曲本来都并不是最优秀,可只要经你一唱,那味道就不一样了。你似乎对歌有一种特别的解释能力,我很想知道,这种能力是不是一种天赋?文化底蕴和悟性,在唱歌时有用吗? 

    刘欢:有天赋方面的因素。另外它还需要两个方向上的经验,一是我已经唱过这么多歌,靠实践的经验。另外一个方向,我认为它是源自于一种直觉,就是某种艺术的先验性。这种能力可以凭借一个艺术家过去经验的累积,也可能是对艺术、人文各方面的综合感受,最后沉淀下来,你其实很难将它归类成什么具体规律,然而你却可以依据它迅速做出一种判别:它就应当是这样而不该是那样。所以我到后来唱歌,事先就干脆什么都不多想,而就是张嘴去试。我记得二十五六岁那时候,进棚里录音,快着呢!一个小时唱完两首歌,转身就走人。可现在录一个歌,很慢,有时得两个小时甚至更长。因为心里总在寻找一种更理想的状态。技巧方面的考虑是越来越少了。

    何东:从自己心里想,你真的希望自己创作的歌曲那么流行,还是认为这种创作完全属于你私人的?

    刘欢:我并不认为这种创作应当是完全私人的,可有时候我自己并不很以为然的东西大家却很喜欢,这种情况倒会出现。

    何东:你一般都是在什么状态下作曲写歌?深夜?

    刘欢:对,都在夜里。白天状态不对,总是闹哄哄的,外面不安静,自己也不安静。所以我的生活完全是黑白颠倒。一般我都是早上6点才睡。

    何东:你深夜写歌,心里想着是为了给自己听?还是更多地想听众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?或者就是写给某一个人听呢?

    刘欢:在这一点上,我是特别主观的。当然我也是做流行音乐的,所以经常会被外部标准所干扰,说你应当怎么怎么写。但我的道理也很固执。就算从完全商业的角度讲,某些歌曲创作出来,所以能被别人喜欢,就是因为它很好听,而不是由于我在创作时我考虑了各种商业因素才被别人喜欢的。所以我写歌,从来不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因素,就是一心想把它做好。

    对我来说,家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

    何东:对爱情你是不是那种非常相信一见钟情的男人?

    刘欢:现在看,是。 

    何东:你在9天之内,就决定要和卢璐结婚,仅从这一点,就不难看出你的浪漫情怀;但生活可是要具体一天一天很现实地过下去的,这样的日子久了,难道你就不多少感到有些乏味?

    刘欢:不是乏味。是慢慢会走向平静。那种最初的火热过去之后,说得浪漫一点,会留下那么一种美妙的温情。然后就会变成两个人的一种聚合力,而且我自己也习惯于这样,互相之间特别默契、特别理会。我觉得这反而比当初那种火热更难得。我觉得两口子有了这个非常重要,很多事情不用多说什么,互相就什么都已经心照不宣了。 

    何东:那你后来创作内心渐趋平静,是不是也有很多是家庭给予的?

    刘欢:对。我是追求这种东西的。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,就是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墙,可还能去创作。但我既不能接受那样的生活,也不习惯于那样去创作。所以我感觉选择这样的家庭生活特别适合于我。

    何东:喜欢在家做饭,还喜欢修理、鼓捣家里的东西,很显然,你是一个很在意家庭生活的人,那么依你看,家对于一个男人,意味着什么? 

    刘欢:家对一个男人?很明确也很简单,就意味着是一个家。说白了,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。

    何东:平常对工作和生活,在你的安排里又是怎么划分的?比如说生活占60%?工作占40%?

    刘欢:一半对一半吧!反正不喜欢老排得很紧。包括各种演出,就用各种办法去躲。最多一个月也就是跑出去两次,再多,从心理上自己就承受不了。倒不是说体力上会如何疲劳,就是一弄多了、贫了,无意识之中,就会把本来站在舞台上很有意思很好玩儿的事情,变成一件相当无聊的营生。其实真站在台上唱歌,顶多就是20分钟左右,但前后那两天,你还得在唱歌之外,吃各种莫名其妙的饭,说各种莫名其妙的话,出入各种莫名其妙的场合。

    何东:你曾经说,希望到50岁退休,带着一家人到一个地方干点自己想干的事。如果这种生活能得以实现,在国内你会选什么地方?在国外你又会选什么地方?

    刘欢:如果在国内,去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,到哪儿都是得躲在一个什么地儿,我的相貌特征太明显,怎么化装都没用,横竖都是个不自在。所以也就只能待在北京了。如果说国外,我比较喜欢希腊,我觉得那里很有古风,特别遥远那种感觉,而且又不沉重。比如意大利就让我感觉有点累,走到罗马,到处都用铁链子圈一块石头,然后告诉你它有几千年的历史。希腊的东西好像离我们更远,可又飘飘摇摇地还在,那种意味真好。而且希腊的民风特别慵懒、闲散,那可能跟我到五十岁时想要的差不多。我上次去希腊演出,然后又在那儿待了半个月,开始就觉得这的人怎么能这么过呢?一个星期工作五天,实际真正全天上班也就是两天。按说那里的人均收入并不高,但是谁都无所谓,周末到海边全是人,尽情地玩啊,照中国人讲话,就是小富即安,我觉得人就应该这么活着。

    不可以在唱歌的时候和观众握手,从技术上讲这是不能逾越的

    何东:余秋雨对你的歌唱有一个形容——“生命状态”。而我在你的歌声里,更能感到那么一种“吉卜赛”式的梦幻自由余韵,你是不是非常向往那种精神流浪的艺术精神?

    刘欢:艺术本身就是渴望自由的,尤其是现在,我觉得自由发展更应当被搞艺术的人充分领悟。眼下商业化程度比较严重,它对艺术家最不好的侵扰,就是让你越来越进入类型化,包括我现在看电影,都形成了一种本能反应,一部片子,看两三个镜头,已经知道它是哪类电影,再看到第十个镜头,已经根本不想再看下去了。看电影是这样,我们做音乐,也很容易掉进同样的套路。所以对那些类型化、概念化的倾向,我是非常警觉小心的,因为它特别影响创作的自由度。精神流浪应当说是一种很高的境界,我当然是达不到了,但我起码还知道曾经有那种境界存在过。

    何东:很多出色的艺术家,都不免会有某种偏执或神经质的倾向,在你身上,有没有这种成分?

    刘欢:我没有。我还没发现自己对唱歌之外的什么有特殊敏感。

    何东:看你在台上唱歌,还从来没见你走到边上和台下的观众握握手,或对他们鼓个掌什么的?

    刘欢:只对我个人讲,那是根本不可以容忍的。一层就是在讨好,可讨好观众的时候,就已经把做事情的目的给弄错了。现在有一种说法:观众是演员的上帝,这话是错的。我从来都认为,观众也好,演员也好,你坐在下面,我站在上面,我们都是为艺术而来的,艺术才是所有人的上帝。观众是欣赏,我是来传达,在艺术面前,两方面完全平等,根本用不着谁去讨好谁。尤其是不可以在唱歌的时候和观众握手,从技术上讲这是不能逾越的。观众是观众,我是在台上,审美是需要有一个距离的。包括我最不愿意站在观众席里唱歌,因为这么一来就全都错了位,形式和逻辑上都乱套了。我可以在台上激情四射,但如果我把自己裹在听众群里去激情四射,我就傻到家了。

    何东:你喜欢跟别的歌手做比较吗?

    刘欢:不喜欢,尤其是流行音乐,基本上没什么可比性。流行音乐是靠张扬个性实现的一种艺术。唯一可比的就是自己千万不能跟人家太像了,如果一像了就麻烦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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