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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面间谍”袁殊的红色人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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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面间谍”袁殊的红色人生:多重身份入敌营 贡献卓越
              来源: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  翻开中共情报特工史,袁殊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他曾以多重身份打入敌人营垒,在复杂的环境中与敌周旋,为党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情报,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,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  “红色”变“灰色”,打入中统
  袁殊,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,1929年到日本留学,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委。1931年7月,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,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,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。从此,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。
  1931年10月的一天,袁殊接到潘汉年的通知,来到位于上海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,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(化名王子春)正在等他。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,参加中央特科工作。
  潘汉年对袁殊说:“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,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。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,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,伪装成灰色小市民,寻机打入敌人内部。”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。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对此行一无所知,王子春手把手地教他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,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、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,他们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。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,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。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,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,是黄埔一期毕业生,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,先后在湖北、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。袁殊从未与他有过来往,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。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,请求代为谋职。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,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。
  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个简历。袁殊的简历中强调“厌倦了左倾活动,想过安稳日子”的愿望。吴醒亚看了连声称“好”,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,为他打探社会消息。
 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一个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,一是因为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,不能不给面子;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;三是因为吴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,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,结果得了势,受恩于袁家,想借此报答。这些社会关系,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,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遮风挡雨。
 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“干社”,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“复兴社”。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。
  袁殊被任命为“干社”情报股股长。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。李士群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,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。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。
  袁殊最初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,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,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。一次,在王子春指示下,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,搞到一个重大情报,为吴醒亚立了一“功”。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,以便开展工作。于是,袁殊被介绍到“新声通讯社”当了一名记者。“新声通讯社”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,但记者是无冕之王,能上通天下通地,自由采访社会新闻。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,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;同时,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,在此期间,他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。
  就这样,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,袁殊迅速打开了秘密工作的局面,不仅成功地打入中统,还有机会进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,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获取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  机缘巧合,进入军统
  1935年,袁殊因“怪西人案”入狱。由于各方的大力营救,当局最终对他从轻发落。翌年5月,袁殊出狱后赴日本学习。
  1937年春,袁殊回到上海。此时,由于淞沪战争爆发,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。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,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。杜月笙提醒戴笠,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,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,现在生活正无着落,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。
  一天清晨,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,要袁殊第二天9点到他那里去面谈,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后两人便登车而去。袁殊感到十分意外,立即向潘汉年汇报。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。他认为“机会难得”,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。
 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,袁殊如约来见戴笠。戴笠毫无客套,劈头就问:“你现在靠什么生活?”
  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:“靠老婆生活。”
  戴马上说:“那你就给我做事。”
  袁殊问:“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?”
  戴笠说:“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?”
  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,给了两项具体任务: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,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。
  如此一来袁殊打入了军统,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。
 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。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,还将深入“日本特别调查班”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。
 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,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。行前向袁殊交代: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,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。
 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西进,12月13日攻入南京,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。消息传到上海,群情激愤。袁殊运用“军统”身份组织了“抗日秘密行动小组”,首领是“抗日铁血团”的成员王铁民。
  1938年夏,袁殊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,袁殊派人侦察后,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。于是他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,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与那个伙夫搭讪,一来二去混熟了。一天,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,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,由伙夫带进库房,并约伙夫“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”。待到深夜,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,冲天大火划破夜空。这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,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。年末,“行动小组”又组织了伏击汉奸、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。
 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,嘉奖“行动小组”抗日有功。在军统骨干会议上训话时,戴笠从腰间掏出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往桌上一拍:“你们每个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,可以用它杀敌。”话锋一转,他又望着袁殊说:“谁要是对团体不忠,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!”
  会后,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,又布置了他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。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,杀了不少军统的人,戴笠对其恨之入骨,决心除掉他。
  在香港,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,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。潘汉年告诉他自己不久也将去上海。回上海后,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。他亲自画了地形图,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,正当计划实施之际,暗中投靠李士群的时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。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,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、爆破计划书,逼迫他说:“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,一律就地处决。要么与我们合作,要么就地处决。”
 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:“打仗有胜有负,今天我失败了,听凭你处置!”
  李士群见状,换了一副面孔,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,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,并强调:
  “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。”
  袁殊立即说:“你为日本人办事,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?”
  李士群怔住,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,一时摸不着头脑,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:为他安排洗澡,端酒上菜,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。
  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。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“小袁出事了”,潘汉年镇定自若,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:“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”。
  岩井果然以“袁殊是外务省的人”为由,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。袁殊再一次化险为夷。
  忍辱负重,获取敌情
  抗战全面爆发后,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。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,日本帝国主义实行“三分军事、七分政治”的手段,加紧扶植汉奸政权,宣传“中日一体化”,走“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”。
 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,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,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,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,中共中央社会部确立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,打入日伪获取情报的方针。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,抓住“岩井救袁殊”这一契机,运筹帷幄,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。他让袁殊将计就计,以“军统”的身份答应与岩井“合作”,成立亲日的“兴亚建国运动”组织,暗中为我开展情报工作所用。
  几年前,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“褪去进步色彩”,已遭到误解,如今要他公开出面当“汉奸”,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“民族罪人”的恶名。潘汉年耐心细致地向他讲秘密斗争形势的需要,“存在就是发展”的道理。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毅然担起万斤重载,为了民族解放大业,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。
 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,袁殊在宝山路938号挂上了“岩井公馆”的招牌。“兴建”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: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,副主任由袁殊(化名严军光)担任,协助袁殊总揽人事、财务大权的翁从六(化名翁永清)、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(化名恽介生)、鲁风(化名刘祖澄)、秘书周静(化名唐埙)、电台负责人刘人寿(化名杨静远)等均是我地下党员。
 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,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,不能割断联系。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,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,爆炸76号事败露,自己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。因岩井出面营救,才不得已与日本人“合作”,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……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和戴笠沟通,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要他“深入日本关系,交换和平意见”,袁殊的作为正中其下怀,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,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。
  “兴建”运动搞了不到一年,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,向日方提出抗议。最后,汪精卫同意以“兴建”解散为条件,让陈孚木、袁殊加入汪伪政权。袁殊通过加入汪伪政权获得了更多的方便,不断向潘提供有关敌伪的情况。由我党控制的“岩井公馆”也得以保留下来,继续以灰色的面目出现在日伪统治的中心,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坚持到抗战胜利。
  为深入掌握敌人动向,潘汉年不失时机地运用“岩井公馆”这一隐蔽据点,凭借袁殊的“特殊身份”,为其保驾护航,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,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,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,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  蒙冤入狱,一心向党
  1945年,在党组织的安排下,袁殊转移到解放区,结束了十几年的潜伏生涯,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。
  1949年2月,北平解放。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。在国务院情报总署、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,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。他每天工作到深夜,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,定期为《世界知识》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。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,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作报告,谈白区工作经验,讲有关日本问题,在部里被称为“日本问题专家”。1955年,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、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,发生了“潘汉年案件”,他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,受到株连,蒙冤入狱。
  1975年5月15日,在狱中度过20年零4O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,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。64岁的他,以“不带帽的就业人员”身份,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,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。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,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,以“生命不息,绝不停步”的执著精神,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  1977年5月,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,得以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。20多年恍如隔世,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,妻子在“文革”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,不免伤感万分,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,工作生活安定,又深感安慰。回到湖北后,他写了《遥想》诗一首:
  骸骨托付军山上,
  留于儿孙凭悼长。
  三春堤上莺歌柳,
  暮霭林前燕舞塘。
  草木百代凌霜劲,
  江流千载洗沙忙。
  盛世朝朝新曙色,
  故国风景更浓妆。
  袁殊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,于是订了一个坚持劳动、坚持学习、坚持节约的计划。他从每月仅有的22.5元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钱,订了《红旗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湖北日报》、《考古》四种报刊。每日除了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,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、写学习心得,还将狱中心吟默颂的诗句,凭记忆整理出来。
  1978年10月,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。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,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。他表示:“就是把我烧成灰,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。”回到农场后,袁殊继续进行申诉。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:“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……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,这一点我死可瞑目。”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,写下了《感愤》诗一首:
  万锤难裂百炼钢,
  千烁不破一天霜。
  风雪年年驱病劫,
  晨星旦暮洗寒光。
  1978年12月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确立了“实事求是”的正确路线,给袁殊带来了希望,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。经治疗,病情得到缓解。
  1980年元月,袁殊尚未痊愈,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。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、楼适夷、阳翰笙、梅益等前来看望,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,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。袁殊原单位领导专门派人给他送来300元生活补助费,并组成复查小组,重新复查他的问题。
 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,袁殊用已不灵活的右手,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。尽管刚从极“左”阴影中走出的人们认识问题仍有偏颇之处,加上战争时期情报工作背景复杂、都是单线联系,但是袁殊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不歪曲历史,不为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。
  1982年9月,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、恢复名誉后一个月,受“潘案”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。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,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。
  1987年11月14日,袁殊不慎骨折。几天后,肺部感染发炎,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,终年76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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